上回说到宋仁宗任用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大臣进行变法，因为当时的年号为庆历，史称庆历新政。

     然而庆历新政实行后，很快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当然，新政本身其实没什么问题，出问题的是人。

     北宋时期，科举已然成为一种风气，读书要是不科举简直奇怪，而且日后大量的高官，不再像宋之前那样是从官宦世家中诞生，而是从平民百姓中诞生，那这也让每次科举完，产生的新科进士成了香饽饽，于是当时会有一大群人，有富商，也有官员，等在发榜的地方，抓女婿，范仲淹就是这样被抓的去，做了一个叫李昌言的人的女婿。李昌言这个人虽然史书没有什么记载，但是他哥哥李昌龄可是宋真宗时期的参知政事，副宰相，当时范仲淹考了第97名，这个名次在当时还是很一般的，所以能够娶李昌言的女儿，范仲淹还是占了便宜的。十年之后，李昌言又抓了一个进士来做女婿，此人名叫郑戬。郑戬和范仲淹可不一样，人家是第三名，探花，就这样，范仲淹和郑戬成为连襟，之后又结为好友。

      郑戬这个人很厉害，特别会搞事情，郑戬曾经担任权知开封府，在任期间，有一个叫冯士元的小吏，别看冯士元只是一个小吏，但是宋代小吏也是代代相传，所以冯士元的家族和不少权贵都关系很好，冯士元更是神通广大，暗中帮助一些官员打点他们的生意，那自宋太祖宋太宗之后，官员不允许做生意，但是也免不了有人偷偷做，冯士元负责给他们做生意，可以看得出冯士元当时对不少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所以一般人根本动不了他，但是郑戬不这样，郑戬严查此事，最终冯士元流放海岛，吕夷简的俩儿子被捕入狱，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御史等高官被弹劾免职。

     这件事让吕夷简非常不满，于是决定报复，最终把郑戬和当初帮他一起处理冯士元案的郑戬的好朋友全部弄到地方上去。之后郑戬宦海沉浮，在多地担任官职，直到范仲淹开启新政，郑戬被安排到西北地区，总领陕西四路，主持守边工作，然而这可让范仲淹吃尽了苦头。

      郑戬来到西北，作为一个空降长官，自然很多人不服，人家张亢、狄青、滕子京这些人，那都是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郑戬知道自己无法服众，于是开始打造自己的私人班子，招募陕西地区的豪强，这些豪强在当地有威望有名声，但是一无功名二无军功，现在去考科举很明显不现实，那就要立下军功才行，可是之前已经和西夏议和，宋这边不可能主动去进攻西夏，那等着西夏来进攻自己，似乎也不太可能，总不能主动到李元昊那去挑拨吧，于是郑戬把目标放到了一个地方，叫水洛城。

       水洛城是一片荒芜之地，废弃的城池，但是宋对付西夏的办法不就是拼命建堡垒城寨吗，之前范仲淹就想建设水洛城，但是韩琦不同意，韩琦认为水洛城地理位置不好，不方便运输物资，而且离西夏太近，边上又有很多其他民族，说不定修建水洛城后，因为物资运输困难，导致水洛城根本守不住，反而会被西夏夺走，成为西夏的城寨。

     宋仁宗同意韩琦的看法，不同意修建水洛城，那按理说水洛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不过之后韩琦和范仲淹举荐了一个叫刘沪的将领到西北去，事情就又发生了变化。

      刘沪本来就出身于西北豪族，家里有的是钱，不仅有钱，而且有威望，刘沪成为郑戬的手下后，有一次西北番人造反，甚至想直接杀死郑戬，好在刘沪派人击退了这些番人，才转危为安。此事之后，郑戬打算重启水洛城的修建，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郑戬发现刘沪这个人太不一般了，只要他一来，其他番人直接投降，甚至到现在，西北还有人将刘沪当做神明祭祀。那刘沪这么靠得住，只要建立水洛城，然后让刘沪待在水洛城里招募附近的番人，肯定可以组建一支强大的番人部队，去对付西夏。

      郑戬主动上书，范仲淹也是全力支持，但是韩琦还是坚决反对，于是上书宋仁宗，宋仁宗还是听取了韩琦的建议，下令停止水洛城的修建，并且把郑戬调走，然而郑戬却暗中派人和刘沪密谋继续建设水洛城的事情，想方设法找理由拒绝朝廷的命令，只要找他们谈话，他们就有事，没空，没时间。之后郑戬又不断上书劝谏宋仁宗，宋仁宗就打算派人实地考察，这让在前线的尹洙很不满，于是尹洙派狄青去抓捕刘沪，这下麻烦了，刘沪被抓，那些本来投靠刘沪的番人不干了，开始造反，一时之间水洛城乱成了一锅粥。

      那么此事该追究谁的责任呢？韩琦主张追究郑戬和刘沪的责任，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追究狄青和尹洙的责任，范仲淹赶紧上来和稀泥，主张谁都不处理，最终宋仁宗采取范仲淹的建议，将刘沪释放，尹洙调走，狄青没做任何处理。

      在水洛城之争的时候，郑戬又爆出另外一桩大案，公使钱案。所谓公使钱，指的是官员出差到别的地方，那地方就要进行接待，接待的费用就是公使钱，简而言之，这是公款，专项专用，那公款可能就会有人贪污。在之前和西夏作战的时候，西北各将领经常要买通西夏人做间谍，或者买通附近的番人，为此免不了私自动用公使钱，那这些事情又不可能开发票，你说你花了多少钱去收买间谍，难道间谍还会给你开收据吗，所以这钱到底去哪了，说不清。那公使钱，按照制度本来应该只用于接待公使的，也不允许拿这个钱去收买间谍什么的，所以郑戬一查，发现公使钱大量亏空，于是主动上告，这一告，什么张亢、滕子京、狄青，那都私自动用过公使钱，于是这些为国尽忠的将领，突然之间都成了贪污犯了。滕子京和张亢被捕入狱，狄青也是岌岌可危，这下范仲淹可难受了，要知道西北地区这些将领，那都是范仲淹一手发掘提拔的，所以范仲淹赶紧上书为二人说情，欧阳修也上书，说现在公使钱案搞得西北人心惶惶，希望陛下不要继续扩大公使钱案，以稳定人心。

      宋仁宗本来决定按照欧阳修和范仲淹的建议，对于狄青不惩罚，对于滕子京和张亢，这俩有文化，知法犯法，所以稍微惩罚一下算了，但是此刻，一直憋着的保守党出手了，当时一个叫王拱辰的官员坚决抗议，坐在家里不上班，要求不处置张亢等人，就处置自己。这王拱辰和欧阳修也是连襟，但是二人关系非常不好，而王拱辰之后又依附于吕夷简，因而变成吕夷简一党的人，在庆历新政前，本来吕夷简都复相了，结果被范仲淹韩琦等人搞得净身出户，别说宰相，啥官职都没了，这让吕夷简一党的人非常不满，早就憋着要报复，如今一看出了个公使钱案，牵连的人还都是范仲淹一党的人，那哪能放过。宋仁宗只能把滕子京贬谪到岳州，不过滕子京能力还是很好的，到任之后，很快“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于是范仲淹写下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至于张亢，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的惩罚，但是至此一直顶着贪官的污名，升官是没什么希望了，之后官越做越小，到后来因为生病和年老，不再掌兵，而是转回了文官，直到去世。

      经过水洛城事件和公使钱案，让革新党受到很大的打击，范仲淹本人的名誉也受到很大的损害，这时一个人决定跳出来，此人就是夏竦。在庆历新政之前，夏竦本来被任命为枢密使，然而夏竦还没回到开封，就被革新党打压，被贬官到了安徽亳州，没过多久，革新党的一个官员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石介在里面把新政大夸特夸了一顿，这也就算了，石介还在里面顺带手把夏竦臭骂一顿，说他是奸邪小人，夏竦大怒，立刻上书为自己申冤，又被新党给骂了一顿，夏竦下定决心，一定要报复。

      夏竦有一个女婢，此人书法非常好，于是夏竦一方面到处宣扬范仲淹、韩琦、富弼等等这些人结为朋党危害朝廷，另一方面，让这个婢女学习字迹模仿，好伪造信件。就这样，夏竦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里面说要富弼行“伊霍之事”，那什么是伊霍之事，商朝伊尹废掉了商王太甲，汉朝霍光废掉了皇帝刘贺，那行伊霍之事，就是要废立皇帝，这还了得，宋仁宗得知后，心惊肉跳。

      夏竦还收买宋仁宗身边的宦官蓝元震，于是蓝元震说如今范仲淹等人大量收门客，用不了多久，朝廷内外就全都是范仲淹的人了，宋仁宗一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自己不完蛋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欧阳修上书《朋党论》，里面说明结党不一定是坏事，说君子结党是自然而然的，小人结党那都是为了利益。也不知道欧阳修怎么想的，宋仁宗会管你是君子结党还是小人结党吗，皇帝最讨厌的就是大臣结党，然后一起对付自己，等于欧阳修这是自己暴雷，承认结党的事情了。

      面对这种情况，朝廷内的中立派也不得不站队保守党，不然支持变法，那就是结党，范仲淹无可奈何，只能主动申请外放，富弼也主动申请外放，于是二人被宋仁宗外放到地方。范仲淹外放的时候，遇到了吕夷简，吕夷简知道范仲淹的想法，范仲淹觉得大家厌恶的不就是自己吗，只要自己走了，朝廷的内斗就会停止，新政就可以继续下去，吕夷简感觉范仲淹太天真了，对范仲淹说：“你在朝廷之中都无法面对这种情况，现在你外放了，还能应对的了？”果然，范仲淹和富弼的主动离职没有让夏竦等人停下脚步，继续攻击新政，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大量废弃新政，其他新政之人，要么被贬，要么改为保守党，就这样，庆历新政历时一年多，以失败而告终。

      庆历新政结束，欧阳修也被贬到地方，去处理一场兵变，那么这是一场什么兵变呢？有关这些内容，我们下回再说。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